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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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真正建立起民营企业家对外部环境的信心，鼓励更多有社会责任感与荣誉感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中国能否再造一个华为?
文｜《财经》记者 王延春、邹碧颖、孙颖妮、张明丽
编辑｜王延春
“一些民营企业为什么急功近利赚快钱、不愿意专注搞科创研发？民营企业家为什么热衷经营政商关系、搞资本杠杆游戏？深层次问题是民营企业发展政策待遇不平等，没有安全感。”
过去两年，新冠疫情阴霾笼罩，许多人士对中国民营经济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悲观预期。
2023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连续召开了三场民营企业家座谈会。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
随后，一系列关于民营企业的利好政策接连出台。7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等8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
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1个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和预防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
9月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丛亮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近日，中央编办也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早见效。
一系列民营经济政策的出台酝酿已久。2022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后不久，《财经》杂志、《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展开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比起短期或周期性因素，改革需要更多关注长期性制度建设，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实现健康、良性、长远的发展。
“为什么反复强调‘两个不动摇’，大家还是很难相信？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不能像美国公司那样狠狠投入科技创新，而是玩弄资本链条游戏？未来十年，中国能否再造一个华为？”一些接近政策决策者的人士向我们吐露了近两年监管政策调整背后的考量与忧虑。
2022年4月-6月，《财经》杂志、《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调研了深津、粤浙闽晋豫等地20多家分布在纺织、童装、家具、配件、医药、能源、电气设备、影音电器、新材料、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的民企；与30余位科技、投资、企业管理、金融、民营经济、宏观经济等领域专家对谈。最终，向相关部门提交了长达6.6万字的改革建议报告。
一年后，《意见》发布，被称为“民营经济31条”，进一步明确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去年概述报告，我们浓缩为6000字简版。我们想回答，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为什么应该值得期待。《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仍将持续跟踪《意见》的落实情况，总结民营企业在各地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经验与案例。
敦促创新：企业不研发、国家没未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链逐步形成以北美（美国）-欧洲-亚洲（中国）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然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产业链加速重构。未来，中国不可避免会和美国、欧洲、日本在重要科技领域形成竞争性关系。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优势产品，已经和印度、越南、印尼等一些新兴市场“小虎”狭路相逢。中国民营企业势将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竞争困境。
从研发投入等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是国家创新主力。然而，其创新竞争力却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人口纵深不成正比。2021年，中国共有143家企业（含港澳台）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其中国有企业95家，内地民营企业34家。银行、保险、石化、电力、建筑等垄断性质国企占比大，真正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上榜则较少。
尽管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但体现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均较美国企业有一定差距：中国企业营业收入总和为美国企业的84.1%，利润总和为美国企业的54.5%，平均利润率为美国企业的61.9%。对比2015年-2019年中美上榜企业：两国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接近，美国企业的利润和利润率增速高于中国企业。
2022年4月，阿里、腾讯、美团、蔚来汽车等49家头部互联网与科技公司的市值相加，才达到美国苹果公司市值的一半。中美互联网产业几乎同时在20世纪末起步，为什么两国企业的发展截然不同？为什么真正将硬科技做到世界尖端的中国民营企业凤毛麟角？
以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为例，当年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从营收、利润、市值等方面比较，阿里巴巴还领先亚马逊。但是过去十年，阿里的研发投入强度，从15%左右下降到7%以下，亚马逊的研发投入强度从7%左右上升到约12%。2021年，亚马逊的年均研发投入是阿里的6倍多。而今，亚马逊市值是阿里巴巴的6倍多。这背后反映出什么本质问题？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中美主要平台企业（阿里、腾讯、百度、京东VS亚马逊、谷歌、脸书、奈飞）的研发投入差距在2012年为714亿元，2019年为4314亿元。亚马逊和阿里巴巴都以电商业务起家，如今亚马逊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硬件设备等业务上更为出色，而阿里巴巴对O2O、金融、文娱等板块进行了更多投资布局。
实际上，民营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较多的仍属互联网大公司、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一些能够实现营利增长的中小企业。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的现状其实是“没钱研发”。
然而，对互联网大公司、传统龙头民营企业而言，其科技创新也在考验投入的魄力。过去多年，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能顺利从银行借到钱，现金流也不错，但是并没有将更多的钱用于创新，而是热衷于规模扩张、资产加杠杆、玩转金融游戏。最后游戏卡顿、资金链断裂，对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企业本身造成重大冲击。必须重新审视存量的大型企业。
现代金融无可厚非。中国银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由1271家增长至2756家，增幅达116%。金融资本助推民营企业形成了相对现代化的管理体系，缓解了经营发展的困难，但也带来企业持股链条的复杂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在2200多家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有近1500家置身于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中，其中约有150家公司置身于控股超过两家上市公司的庞大资本系族中。
诸如“恒大系”等大型企业集团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方式，以较少的现金流取得子、孙公司的控制权，实际控制人有动机和能力掏空转移子、孙公司的资源，损害小股东利益。母、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举债，进行资产置换、增发新股、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涉及资金非常巨大，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或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有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之虞。
是时候提振中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了。理顺民营企业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借助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的辅助性力量，推动中国涌现出更多具有国际一流科技水平的独角兽企业，以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竞争与限制。
调整结构：大企业给中小企业留活路
中国民营企业的产业创新协同能力有待加强，不能再盲目地各自为战。
眼下，国内商业竞争中，头部企业“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明显。前些年互联网竞争激烈，各家忙于圈地扩张，唯恐错失任何一个入口。小米的业务领域囊括汽车、机器人、手机、家居用品等品类。美国苹果只做手机、电脑、平板、手表等电子设备。全产业链的危险在于，一个环节不好就会影响全局，且做全产业链的企业将与更多企业竞争、多处树敌、分身乏力。
亦有中小企业主抱怨，“大树底下寸草不生”。中小企业在与“赢者通吃”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如果任由某些大企业肆意掠夺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意研发等，可能导致更多具备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死去，从而，挫伤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活力。
不少中小民企还反映国企拖欠货款的现象突出，特别在基建、通信等领域。结合这两年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容易被拖欠、大企业的应收账款账期反而缩短来看，政府鼓励银行发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几乎全部被大企业免费占用三个月，导致中小企业借钱进一步抬升杠杆率。
对照日本经验，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财团，把持了日本经济中金融、化工、汽车、不动产等多个关键行业，但中小企业仍然有难以替代的生存发展空间。日本小企业长期和少数大企业合作，订单层层分包、稳定，哪怕是三五人的小企业，也可专注研发打磨技术。例如山佐酱油可以将底层的微生物技术用于新冠疫苗原材料的研制。
日本扶持中小企业的举措对中国培育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目前，国内也有一些龙头企业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
维信诺是中国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其高管认为“中国的上游不像原来说得那么不堪了，有这个意识和能力了，只要下游稍微合作带动，就能出来东西”。维信诺的一家上游企业——武汉鼎龙原来主要生产打印机的墨盒，就墨盒的底层技术深入钻研，将产品线延伸到光电半导体材料领域。其研发生产的柔性PI材料经由维信诺最终应用在华为、荣耀的设备上，打破了日本技术垄断，也帮助维信诺降低了30%-50%的成本。
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全国783个产业集群，发挥龙头企业的创新带动作用至关重要，现在一些产业投资基金也正在尝试引入龙头企业LP（有限合伙）的资金，投资并赋能有配套潜质的企业。
面对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变化，应鼓励领军型大企业将大量的生产要素、金融资源、社会资源凝聚起来，牵头组织创新联合体，使大中小企业联合介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合力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链主（领军大企业）为核心，建立协同创新的“产业创新生态链”，进而形成大中小微企业竞争合理的产业布局结构。
变革时代：中国呼唤什么样的企业家？
变革时代呼唤更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更有格局的企业家。
改革开放后，个别民营企业复杂的政商“裙带关系”难以根除。在金融领域，腐败链条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同时，许多坚持科技研发的中小企业却很难拿到金融支持。近年来，民营企业信用利差下降主要源于整体金融环境的改善，但与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相对信用利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进一步上升。民企融资规模大幅低于国企、成本全面高于国企、结构更加单一。
从资本市场与服务行业看，一级市场投资基金封闭期短、投向保守，拔苗助长推动科技企业对赌上市；不少企业将上市敲钟视作成功，IPO与股权质押存在“异化”风险，金字塔结构企业资本运作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对中小企业尤其真正专注创新的小企业而言，信贷、债券、非标融资渠道的支持却普遍不足。此外，审计、律所、评估、证券等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欠缺退市、做空、接管制约，猎头、投资基金、医药外包等服务业的专业水平亟待提升。
从内部治理看，改革开放后的民营企业多是家族企业起家，控制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意识比较薄弱，家长制、股权封闭等制约了企业的现代化转型。研究表明，当前有五分之二民营企业正在经历两代人共营的局面，这也意味着40%以上的家族企业正在经历两代交替之阶。从佛山、东莞、宁波等地的企业案例中发现，家族企业在交接过程中容易出现震荡与衰退。
总体而言，中国民营企业的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发展时间较短、经验也相对不足。从佛山、宁波等地的调研企业案例剖析，大部分民营企业寿命仅在5年-6年，甚至1年-2年。眼下，中国民营企业正处在宏观环境调整、商业生态变革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三期叠加的关键期。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与民营企业家个人的素质和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
《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调研发现，新一代民企特别是2008年后成立的企业“家族”色彩更淡，接班理念更开放。天津一家材料公司的董事长表示，接班肯定不会考虑给下一代，大概率会机制化、从内部选拔。深圳某企业的创始人一年花几百万元请咨询公司导入华为的管理体系，尝试轮值公司的高级管理岗位，希望把公司交给有同样专业愿景的人去做。
应当真正建立起民营企业家对外部环境的信心，鼓励更多有社会责任感与荣誉感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以企业专业的内部治理、中介机构专业的服务、社会专业的融资环境，政府专业的服务监督执法，凝聚起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共同面对国际科技竞争、贸易竞争。
谋求公平：平台经济如何惠及更多人？
当然，庞大的资本体系总会牵涉到垄断、妨碍公平竞争以及阻碍中小企业后来居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中国担忧的问题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的美国有相似之处。
然而，中国民营经济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截至2020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23.2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43.5万亿元。根据《2021年胡润中国500强》对非国有企业按市值或估值的排名计算，中国前十大民营企业总价值约19万亿元，前20家总共约24.3万亿元，前50家民营企业总价值约32.9万亿元。
民营经济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即便是颇为高调的互联网12大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字节跳动、蚂蚁集团、滴滴、京东、快手、拼多多、小米、网易、百度，以它们2022年6月7日的市值（估值）相加，总共约11万亿元。民营企业的实力还较弱。
然而，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须厘清社会公平问题。改革开放后，一批民营企业家凭借资源、视野、勤奋、大胆等优势，从相对宽松的市场竞争中赚取了高额财富。这在1992年至2008年间并未引起太大争议，此间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劳动者的收入都实现了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尤其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90后”“00后”进入职场刚好赶上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他们在工作中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没有减少，收入增速却赶不上“70后”“80后”年轻时候，还面临更沉重的住房、教育、医疗压力，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凸显。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至2012年，20%的人拿走中国近50%的收入，80%的人获得剩下一半。
前些年，愤怒的社会情绪将矛头指向了资本（民营企业）、精英（老板）和逼迫其不断拼命的“996”。2014年至2019年，国内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鏖战正酣，其薪资福利相对优厚，但员工的倦怠感仍然挥之不去。互联网使得零工经济迅猛发展，一些大公司以抽成方式赚取利润，规避掉了部分雇主义务，同样加剧了民营企业和民众之间的紧张感。
实际上，一些新生代企业试图做得更好。富途联合脉脉发布的《2021年股权激励报告》显示，74.97%的互联网人所在的公司都进行了股权激励。阿里、腾讯、百度、美团、拼多多、爱奇艺、哔哩哔哩、小米等互联网企业都有员工持股。然而，股权激励也存在一些问题。
大多数员工对股权激励的授予机制、行权、归属流程以及纳税都不太了解，一些人在离职后拿不到股权，容易产生纠纷；职级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在年终奖中拿更高比例的股权激励，容易引发CEO（首席执行官）等高管积极主张股权回购、刺激股价上涨，而不是将公司现金用于创新。
2021年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着眼未来，2035年或将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制造业劳动力不足，机器换人也会对就业造成冲击。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需要将过去对公司股价、股东利益的关注，适当向社会责任与员工利益倾斜，争取更多舆论包容。
有为政府：民营企业成长需要什么水土？
当前必须思考，成为“五六七八九”以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下，民营企业未来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调研的多位民营企业负责人，都谈到对政策难以预期、大起大落的担忧，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没有安全感。
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诸如伊春光明家具的案例：在企业发展壮大时，时任市委书记看上企业的一块地，索要不成、打击报复，导致企业家被安上“股权贪污”的莫须有罪名关进监狱，企业和家人的所有资产都被罚没。市委书记后来因为“多行不义”也进了监狱，但光明家具的冤案却难见“光明”，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就这么陨落了。
尽管党中央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但2021年民营企业投资的多个服务行业受到新政出台的影响，很多地方在政策执行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导致了较大的收缩效应。新冠疫情反复冲击，餐饮、宾馆、旅游等服务型民营企业损失惨重，消费不振、投资疲弱，一度出现资金外流现象。
研究院课题组比较研究欧美互联网反垄断的最新动向、韩国防范财阀企业的经验教训、日本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的有益做法，建议从制度上确立竞争中性原则，营造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民营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动能。
对改革的原则大方向，一是建议设立“中国民营企业日”，释放积极的长期主义信号。二是建议将“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入宪法。依法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切实维护民营企业经营者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三是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机制，避免一些产业政策因事先缺乏沟通、事中执行走样对市场形成冲击。四是尽快设置清晰的指导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红绿灯”，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对改革的体制机制，一是建议强化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力量。整合现有分散在工信、科技、商务、发改等部委的中小企业相关管理职能，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小企业管理和服务机构体系，加大力度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二是建议遴选个别标杆性民营企业家为国家科技竞争政策研究的智库成员，为国际竞争贡献经验智慧，增强“自己人”归属感。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大型制造、金融保险、科教文卫、通信等行业还面临实际壁垒，政府在要素资源分配、审批许可和项目招投标等方面存在歧视。建议应当在具体操作中，推动放开对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消除科技创新体制的不平等。
大中小企业还要分类施策：对大企业，一是建议建立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重大风险报告制度。根据民营企业集团的性质、行业、规模层级、资金负债情况等筛选出具有重大风险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名单，将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债务担保额限制在一定比例，并对超过限额的部分征收一定比例的惩罚性利息。二是建议研究引入主银行制度。当大型企业集团出现资不抵债风险、严重危及银行债权人利益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主银行派一位代表进入企业监事会，协助化解风险、防范最后的资产被挪用；风险解除后，应当及时退出。以上举措和国企政策相统一。三是建议立法细化大型企业集团实际控制人与高管的个人责任，强化中小股东的制衡力量；探讨分限度、逐步放开做空机制的可能性等等。
对中小企业，一是鼓励企业建立研发费用提留机制。二是开展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群走访计划。三是强化政府引导基金专业化运营，固定一定比例投向十年以上子基金，扶持初创科技型中小企业。四是建立特殊申请渠道，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拓展基础研究成果应用。
建议还包括：为民企出海提供更多支持。推动贸促会、银行、中介机构在主要出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当地信息、各类服务；“官民并举”发挥民营企业外交力量，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支持民间机构搭建非官方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组建国家级企业管理专家库，推动民企完善公司治理，鼓励民营企业借助咨询机构的力量完善内部管理，优化大型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质量等等。
“古往今来，众多帝国和文明的兴衰起伏，都与创新力息息相关，能够充分激发创新力，国家就会繁荣强大，如果阻碍创新力的产生（很多有此倾向），国家就会腐朽灭亡。”经济学家拉斯·特维德在《创新力社会》中如此写道。
我们希望，在未来，中国千万家民营企业都能大有作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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